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斑驳的历史|古代思想中的一个家族

子夏像

张载像

王阳明像

天下一家传达了中国人对于世界大同的美好祝愿。这一理念具有深厚的历史脉络,中国古代一批最杰出的思想家,对天下一家进行了诠释,为后人留下一笔丰厚遗产。

子夏:四海之内皆兄弟

《论语》中有这样一个故事:孔子的两位弟子司马牛和子夏聊天,司马牛面露忧愁地对子夏说:“哎,你们的兄弟都还健在,只有我的兄弟已经逝去,留下我孤身一人。”子夏宽慰他:“虽然你的兄弟不在人世了,但君子持己以敬、待人以礼,那么四海之内皆兄弟,您还为没有兄弟而担心吗?”

“四海之内皆兄弟”,这是何其宽广的胸怀。四海之大,远远超越我们日常的活动范围、我们熟悉的生活方式,尽管身处不同地域,源于不同文化,彼此甚至未曾谋面,但中国人认为可以兄弟关系视之、以兄弟之情待之。这是中国人朴素而美好的善意,这种善意生发于对血缘、亲情与家庭的高度重视与尊崇,并拓展到家庭之外,延伸到社会以及更广阔的天下。

在儒家的另外一部经典《礼记》中,有一篇孔子和弟子言偃参加完蜡祭(腊月举行的合祭百神的活动)后出游时的长篇对话,即著名的“礼运篇”。这是一篇讨论礼的起源、运行与作用的深奥文章,几千年来,这篇文章最受关注的部分却是其文字最简易最好懂的部分,这一部分展现了中国人理想中的世界是怎样的——天下为公、天下大同、天下一家。

孔子在这篇对话中,首先提出“大道之行也,天下为公”,描绘了大同世界的美好图景,这是一个大公无私的世界,“人不独亲其亲,不独子其子”,不只是孝顺自己的父母、疼爱自己的子女,也能将这份爱及于他人;这是一个人人得其所的世界,“老有所终,壮有所用,幼有所长”,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也能得到很好的照顾。孔子随后揭示了大同与小康的区别,小康之世,“各亲其亲,各子其子”,每个人为自己的家庭幸福而努力,但孔子又提出“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,以中国为一人者,非意之也,必知其情,辟于其义,明于其利,达于其患,然后能为之”。

如同“四海之内皆兄弟”不是一个事实判断而是一个价值判断一样,孔子所说的“天下一家”也不是在描述天下的实际状态,而是倡导一种视角、提出一种愿景。视角不同,愿景也就不同,当我们认为天下虽大却可以和平共处时,我们的一切努力也都投入在化解纷争、共促和谐上,而当有人认为天下虽大亦容不下与之不同的他者,则其努力也都投入到你死我活的争夺中。

然而,要实现天下一家并非易事,孔子谨慎地表达对于实现天下一家的信心。他特别强调圣人的教化在此过程中的重要作用。在他看来,圣人必须对于人事有细密周到的了解,深谙人情、人义、人利、人患。人情乃喜、怒、哀、惧、爱、恶、欲,我们今天所说的七情六欲中的七情即此;人义乃父慈、子孝、兄良、弟悌、夫义、妇听、长惠、幼顺、君仁、臣忠,“讲信修睦,谓之人利”“争夺相杀,谓之人患”。圣人调和人情、倡导人义,“讲信修睦,尚辞让,去争夺”,率先做出表率,并以理服人、以情感人,使他人受其感召而成为具有仁爱精神的人,如果所有人都能做到以对待家人的态度对待他人,那么天下一家也就自然而然了。

张载:民吾胞也,物吾与也

伟大的梦想具有超越时间的力量,先秦儒家提出的天下一家的理念,长久激荡在中国人的胸中。即便在儒家学说受到挑战的时代,天下一家的理念仍然获得肯定。先秦儒家长于人性论的讨论,却不太重视宇宙本体论的构建,即回答宇宙的本原是什么,这使得儒家学说在与其他思想潮流论战时节节败退,宋代兴起的理学建构出了较为精致的宇宙本体论,以“气”或“理”贯通宇宙、社会、自然与自我。

在这样的思路下,天下一家就不再只是后天的教化才能获得的结果,它获得了形而上学的依据。北宋早期的理学家张载,就是那位提出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”的张载,是真正具有高远理想之人,他的作品算不上多,但有几篇对后世影响十分深远,其中《西铭》可以看成宋人对天下一家的一种理解。

张载认为宇宙的本原是气,包括人在内的万物都由气汇聚而成。《西铭》首先说天为乾、地为坤,“乾称父,坤称母”,宇宙便是一个大家庭,天地化育万物,也化育出万物之首的人。“天地之塞,吾其体;天地之帅,吾其性”,充塞在天地之间的阴阳二气,化育了人和万物的形体,而天之自强不息、地之厚德载物又化育了人和万物的心性。既然人和万物都是天地所化育的,则“民,吾同胞;物,吾与也”,天下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同胞,世间的万物都是我的朋友。我们今天仍在使用的“民胞物与”一词就从此而来。

我们如何对待同胞?自然应以仁爱之心对待。张载在《西铭》中有更为动情的描述,他将社会也看成是一个大家庭,在大家庭中,君为宗子、臣为宗子之家相,长幼有序,“尊高年,所以长其长;慈孤弱,所以幼其幼”。这个家庭中的圣贤,与天地合其德,比别人更加出色,但天下之人都是天地之子,大家是平等的,“凡天下疲癃(衰老多病之人)、残疾、惸独(孤苦无依之人)、鳏寡,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”,这些社会弱势群体都不是外人,而是社会大家庭的成员,是我们的兄弟姐妹,爱他们是我们身为家庭成员的义务。

以仁爱对人,也以仁爱待物。与重视用工具理性对待物、对待自然的西方哲学不同,中国哲学强调“天人合一”“仁民爱物”,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前者征服后者,而是相互依靠扶持。将自然引为人的同类,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,也拓展了人的内涵与深度。

古人常说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,这四者是循序渐进的。张载的《西铭》则是逆向推理,从宇宙层次到社会层次再到家庭层次,三个层次不是分离而是统一的,张载的立论高远,但却落实到一个小切口上,一个人人都可行的事上。冯友兰说《西铭》倡导的是一种生活方式,“它只要求在不足百年的有生之年,人尽其作为宇宙的成员和社会成员所应负的责任和义务。责任和义务虽有两重,但人并不需要做两种事。事虽是一种,但意义可有两重”,这件事就是“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诚身,不过不已于仁孝而已”,即在人的一辈子中持续实践仁孝之德。

王阳明: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

宋明理学发展到明代中晚期,王阳明创立的心学体系逐渐风靡社会。王阳明也对天下一家做过论述。儒家有所谓四书五经,其中四书指的是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,《大学》和《中庸》原本都是《礼记》中的篇章,宋代朱熹将其抽出,为其章句,并与对《论语》《孟子》的诠释合为一书,这就是《四书章句集注》。这本书在元明清时代几乎取得了教科书的地位,是读书人必读的书。

《大学》开篇揭示“大学之道,在明明德,在亲民,在止于至善”,此谓《大学》三条目。王阳明就是从这里展开了对天下一家的论述。王阳明将“大学”定义为“大人之学”,既然有大人,就有相对应的小人。两者之别在何处?他说:“大人者,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,其视天下犹一家,中国犹一人焉。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,小人矣。”能够认识到天地万物为一体、天下一家的人是为大人,而迷惑于外表上的不同而分别你我的人是为小人。

将天地万物联系在一起、融化为一体的是人的良知,即仁。人是有良知的,不论人的具体差别有多么大,良知潜藏在人心中,你看到有小孩子误跌入井中,必生出恻隐之心,你听见鸟兽发出哀鸣,必有不忍之心。王阳明进一步说:“人的良知,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。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,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。岂惟草木瓦石为然,天地无人的良知,亦不可为天地矣。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,其发窍之最精处,是人心一点灵明,风雨露雷、日月星辰、禽兽草木、山川土石,与人原只一体。故五谷禽兽之类,皆可以养人;药石之类,皆可以疗疾,只为同此一气,故能相通耳。”

良知是人人都有的,但或露或隐,大人能够体会到万物一体、天下一家,是因为能去其私欲,而小人则为私欲蒙蔽,倘若能够扼制私欲,也能成为大人。因此他倡导要“致良知”,要“明明德”,要持之以恒为善去恶。天地万物本为一体,都具有良知、具有仁心,将此仁心落实,则进入到“亲民”的层次,由一己之仁推及家人,由家人之仁推及社会,由社会之仁推及天下万物,也就实现了万物一体、天下一家的宏伟理想,臻于至善的境界。

钱穆曾说:“世界大同、天下太平,这是中国古人理想中的一种人类社会。所谓‘凡有血气,莫不尊亲’,这就是中国文化所希望达到的理想了。因此我们可以说,中国文化是‘人类主义’即‘人文主义’的,亦即‘世界主义’的。”虽然不同时代的思想家对天下一家有不同的诠释,亦不免带入一些偏见,但其包含的仁爱精神、和平精神、平等精神却是不变的,历久而弥新。今天,这样的精神,注入到中国人稳步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努力中,天下一家的历史脉络中,增添了新的篇章。(罗慕赫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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